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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该员对地形一无所知，恐难堪大任。”

    “陈东征故意放走俘虏，有通共嫌疑。”

    “此人贪生怕死，毫无军人气节。”

    一页一页地翻过去，每一页都是她对陈东征的审判。她写这些的时候，心里充满了正义感，觉得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，是在为党国清除败类。现在再看这些字，她忽然觉得有些刺眼。

    她当时真的有证据吗？没有。她只是怀疑，只是猜测，只是凭着自己的第一印象就给一个人定了罪。她从来没有想过，也许那些“失误”背后有别的解释，也许那些“疑点”不是她想的那样，也许——

    也许她从一开始就错了。

    沈碧瑶合上本子，把它扔在桌角，不想再看。

    她吹灭了油灯，躺在行军床上，双手枕在脑后，睁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帐篷顶。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些天的种种——陈东征走错路时脸上那种恰到好处的懊恼，放走俘虏时那种不动声色的从容，给俘虏治伤时那种平淡的、不带任何表演的善意，在战报上造假时那种一闪而过的愧疚，站在山坡上看着远方发呆时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孤独。

    每一个画面都像一块拼图，散落在她脑子里，怎么都拼不成一幅完整的画。

    她想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。他走过来，脸上带着那种她最讨厌的、纨绔子弟式的笑容，开口就说：“沈小姐，叔叔信里提到过你——”

    “请叫我沈组长。”

    她记得自己当时的声音有多冷。那是一种刻意的冷，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冷——她在告诉他：我不是你的未婚妻，我是来监视你的。你别想套近乎。

    现在回想起来，她觉得自己也许太过分了。也许他只是想礼貌地打个招呼。也许他根本没有别的意思。也许——

    “也许我真的对他有偏见。”她低声说出来，声音轻得连自己都几乎听不到。

    可是，就算她有偏见，那又怎样呢？他确实是走错了路，确实是延误了战机，确实是放走了俘虏，确实是在战报上造假。这些事，不管她有没有偏见，都是事实。一个团长，带着上千人的队伍，做这些事情，难道不应该被质疑吗？

    但另一个声音在她心里说：他真的做错了吗？

    走错路——也许他真的是不认路呢？延误战机——也许他真的是谨慎呢？放走俘虏——也许他真的是指挥失误呢？战报造假——也许他真的是想贪功呢？每一个“疑点”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每一个“罪状”都有一个可以辩白的理由。她拿不出证据证明他是故意的，就像她拿不出证据证明他不是故意的一样。

    她只是怀疑。从第一天起就怀疑。也许她的怀疑本身就是一种偏见——因为她从一开始就不想相信他是一个好人。

    因为她希望他是一个坏人。

    这样她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那门亲事，就可以回去告诉叔叔：“你看，这就是你给我选的人。他不值得。”

    可如果她错了呢？如果他不是一个坏人呢？

    沈碧瑶翻了个身，把被子拉过头顶，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。

    “别想了，”她对自己说，“你只是想搞清楚他是不是通共。这是工作。不是别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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